四十、《周易集解》对今本《周易·解》卦内容的诸家易说

1、诸家易说

(坎下震上)解：利西南，

虞翻曰：《临》初之四。《坤》，西南卦。初之四，得《坤》众。故“利西南，往得众也”。

“无所往，其来复吉。”

虞翻曰：谓四本从初之四，失位于外，而无所应，故“无所往”。宜来反初，《复》得正位，故“其来复吉”也。二往之五，四来之初，成《屯》，体《复》象，故称“来复吉”矣。

“有攸往，夙吉。”

虞翻曰：谓二也。夙，早也。《离》为日，为甲。日出甲上，故早也。九二失正，早往之五，则吉。故“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初六：无咎。

虞翻曰：与四易位，体《震》得正，故“无咎”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虞翻曰：二称田。田，猎也。变之正，《艮》为狐。《坎》为弓。《离》为黄矢，矢贯狐体。二之五，历三爻。故“田获三狐，得黄矢。”之正得中，故“贞吉”。

六三：负且乘，

虞翻曰：负，倍也。二变时《艮》为背，谓三以四《艮》倍五也。五来寇三时，《坤》为车，三在《坤》上，故“负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

“致寇至，贞吝。”

虞翻曰：五之二成《坎》，《坎》为寇盗。上位慢五，下暴于二，慢藏悔盗，故“致寇至，贞吝”。

九四：解而母，朋至斯孚。

虞翻曰：二动时《艮》为指。四变之《坤》为母，故“解而母”。《临》、《兑》为朋，《坎》为孚。四阳从初，故“朋至斯孚”矣。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虞翻曰：君子谓二。之五得正成《坎》，《坎》为心。故“君子惟有解，吉”。小人谓五。阴为小人，君子升位，则小人退在二，故“有孚于小人”。《坎》为孚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庸之上，获之，无不利。

虞翻曰：上应在三。公，谓三伏阳也。《离》为隼。三失位，动出成《乾》，贯隼入大过，死象故“公用射隼于高庸之上，获之，无不利”也。

案：二变时体《艮》。《艮》为山，为宫阙，三在山半，高塘之象也。

2、易说批判

《周易集解》对今本《周易·解》卦爻辞所编汇的注释还是只虞翻一家。而对所谓最后爻辞内容的注释，只不过曾加了编篡者的“案”说。即使编篡者李鼎祚的注释，依然是以“象数”去穿凿附会。

我们看虞翻注释里，对“负且乘，致寇至，贞吝”的注释。

对“负且乘”，虞翻的注释是：“负，倍也。二变时《艮》为背，谓三以四《艮》倍五也。五来寇三时，《坤》为车，三在《坤》上，故"负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

虞翻的注释先是穿凿于“象数”里卦象与爻数，而附会出“故"负且乘"”这种“转轴子”说法。而后说的是引用，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这是引用《易传》经文内容，“象数派”也不忘“以经解经”的宗旨，这本是帝制里注经的方法之一。

“亦可丑也”是引用《小象》文的注释说法，“《易传·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引述《易传·系辞》里的说法。《易传·系辞》这样说：“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对“致寇至，贞吝”虞翻的注释是：“五之二成《坎》，《坎》为寇盗。上位慢五，下暴于二，慢藏悔盗，故"致寇至，贞吝"”。虞翻依然是以“象数”去穿凿附会，而说出荒诞不经的说法。

总观虞翻对所谓一爻辞注释是：“负，倍也。二变时《艮》为背，谓三以四《艮》倍五也。五来寇三时，《坤》为车，三在《坤》上，故“负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五之二成《坎》，《坎》为寇盗。上位慢五，下暴于二，慢藏悔盗，故“致寇至，贞吝”。

看“象数派”代表人物虞翻的注释，既是个穿凿附会，又是个荒诞不经。

而在虞翻之前的《易经》内容之一的《小象》文的对这一所谓的爻辞注释的是“"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小象》文注释的意思是：“"负且乘"，是说这种行为也太丑恶了；由于自身原因而招致兵式之祸，又能归咎于谁呢？”

且不论这说法与《周易》里这一文辞本义对错于否，起码注释说出个道理来，不像虞翻那种荒诞不经的说法。

而同样是产生于虞翻之前的《易经》内容之一的《系辞传》，又进一步阐释发展了《周易》里“负且乘，致寇至”的思想含义。

如《易传·系辞》这样说：“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今译这段话里的“子曰”，皆认为是孔子说的话。这段话今译意思是：“孔子说‘作《周易》的他了解盗贼吧？《周易》里说‘用牲口驮着，大车拉着东西，会招致盗匪的来到’。背负的事情是劳动百姓所干的，车子是统治者承坐的用具。而劳动百始乘坐贵族统治者的用具，盗匪就思谋着侵犯它。轻慢收藏财物，诱引盗匪。容貌妖艳诱引淫乱。《周易》里说‘负且乘，致寇至’。盗匪就被招致来了。”

《系辞》内容已是帝制王权专制思想的产物，是为王权等级制度诠释其合理性的，并且，《系辞》已凸显的是占筮与神秘主义思想。《系辞》里引用《周易·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而“训释”出的一番道理，既是断章取义，又是违背原意。《系辞》所“训释”出的道理，其目的是维护王权等级制度。把“负且乘，致寇至”阐释成“小人（被统治者）”是天生负重者，而“君子（统治者）”是天生的乘坐车马者。反而把社会的混乱归咎于“小人”的越轨，如“小人”是天生的负重者，而不该乘坐车马。小人乘坐君子之器，才招致强盗的出现，“小人”永远是“君子”的奴隶，才是天经地义的。这《系辞》里引用“负且乘，致寇至”，而阐释出的说法，既无视原文的真实含义，又背离了理性与逻辑。可这正是王权专制时代里的“逻辑”。

《周易·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是说财富太显露，其寓意着贫富差距，才导致社会问题。这是论证“和解”所要重视与解决的问题。即反对贫富差距。“和解”的目的就是解决贫富问题，即解决社会矛盾问题。而《系辞》却把这句话阐释的恰恰相反，强调的是等级秩序，而维护其不平等制度。况且，这句话并不涉及“君子”与“小人”谁是负重者，谁是乘车者。而《周易·解》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即强调“君子时时做好和解工作，吉祥，又能更好的爱护他的百姓。”《解》中心是讲君子（统治者）与小人（被统治者）应建立和谐的关系，即君子爱护小人，才能走和解的道路，建立和谐的社会。而后儒却从这“负”与“乘”，联想阐发出“小人”是天生负重的劳动者，“君子”是天生的乘坐马车者。《系辞》的思想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是鼓吹等级制度的。

再到西汉上书汉武帝而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其“对策”里也引用了《系辞》里对“负且乘，致寇至”这句话释解内容。“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庶人之行者，其祸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也。”

董仲舒引经据典同理是佐证所陈述的王权等级秩序，董的引述与阐发与《系辞》里的阐释的道理并无二致。董仲舒一样的认为，“君子”与“小人”是天生的差别（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正是这些后儒们引述“负且乘，致寇至”，而歪曲的解释，将《解》里的“负”与“乘”附会成“君子”（统治者）与“小人”（劳动百姓）之等级是天经地义的，这既是背离《周易》原文的含义，又是歪曲与任意的解释"经典"，其目的是维护王权专制的等级制度而寻求理论依据。这正是文化专制里的典型写照与思维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