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当然也意识到了朱由校这是指鹿为马，硬是将李实对“东林七贤”的指控引导到两党的党争上，力证两边都不是省油的灯，各打五十大板，就此将“东林七贤”轻轻放过。

毕竟如今阉党的前身，就是天启四年之前被东林党打压得一败涂地的齐楚浙党，朱由校斥责浙党的沈演为兄长沈㴶报复东林党，便是相当于对阉党表达不满。

不过魏忠贤却仍是不甘心，“沈演或许是因着他兄长的干系落井下石，那李实又为何要遣人持空印至奴婢跟前辩白……”

朱由校冷笑一声，打断道，“李实是何等的伶俐人，苏杭织造太监一职不但手握敕渝关防，且秩视秉笔，论起安逸尊富，连司礼监秉笔也不遑多让，他想保住这个位置，自然不会轻易得罪你。”

“可他见得朕先前特意吩咐他去问询徐光启一事，又想起沈㴶曾经上疏反对过西方传教士，一手主导了‘南京教案’，便不敢私自拿定主意，于是就拿着盖有空印的奏疏来找了你。”

“李实这么做，无非就是投石问路，借机试探朕的心意，朕又岂能看不明白呢？他见朕有意与洋人做生意，必然也想分一杯羹。”

“‘东林七贤’一死，这苏杭之中，又有谁能与你们抗衡呢？到时，你们在苏杭予取予求，贪得无厌，朕难道还管得了吗？”

魏忠贤万万没想到皇帝用寥寥几句话就将他定义成了利欲熏心党同伐异之人，忙急赤白脸地抬首申辩道，“皇爷可真是冤了奴婢了！”

“奴婢一心只是想着怎么为皇爷办好差，即使因此得了富贵，那也是皇爷赏的，如何会使这等手段，去插手皇爷要经营的生意呢？”

“奴婢之所以纵容手底下的人对付‘东林七贤’，其一，是这黄尊素意欲取奴婢的性命，奴婢是害了怕，这才反戈一击。”

“其二，奴婢听得上回皇爷提及万历朝的葛成故事，心里就留了意，一个小小的织工就能引起这样大的动乱，难道这还不值得警惕吗？”

“这‘东林七贤’一向为德于乡，在当地拥有着不小的影响力，皇爷虽不希望横生枝节，再闹出一次民变来，可谁能料得准他们这些人究竟存着什么心思呢？”

“奴婢自李实处听闻，这江南的机户，都是从农家中分离出来的，所谓‘家抒轴而户纂组’，说的就是这江南的许多村落中，农家见那织布能赚着钱，便自购织机以织帛缀丝，渐渐地就从农民转变成了机户，这些机户集中起来，渐渐地就变成了居民数百以至上万户的市镇。”

“苏杭织造所雇佣的工匠，就是从这些机户里来的，织造局行‘堂长制’，苏州有六堂长，宁国有九堂长，堂长一向负责筹办丝料，指挥生产，并负责将岁造缎匹解京。”

“能负担这种任务的，必然是民间机户中的大户，也就是说，皇爷若想跟洋人做丝织生意，那么不但在生产上要利用民间机户，而且在经营上也要依靠民间的富裕大户。”

“奴婢私心里想，像这样的大户，必定是要由织造局全盘掌握，才算得上是一个万无一失，倘或与乡贤勾连，迟早会成为一个比葛成还要厉害的心腹之患……”

启明忍不住评论道，「魏忠贤虽然是个文盲，见识却跟受过教育的人不相上下，他能察觉出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市民阶层的崛起对于封建皇权的威胁，只是他的文化水平限制了他的表达。」

朱由校回道，「我知道，魏忠贤是个好奴才，只是他没有料到，世界上会有我这样的一个人，明明穿越进了皇帝的躯壳里，最终目的却是结束封建王朝统治。」

「这件事其实尴尬就尴尬在，我不能直接跟魏忠贤讲清楚，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为了培养资产阶级，从阶级立场上来说，我不是他的靠山，反而是他的政敌。」

「因为如果我再也不当这个皇帝了，大明发展出资产阶级民主了，那魏忠贤这个依附于皇权的奴才，便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启明啧啧道，「宿主，我为什么从你意念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惋惜？你不会是在同情魏忠贤罢？」

朱由校道，「我是觉得这整件事就挺讽刺的，我觉得我现在跟魏忠贤两个人像是倒换了历史地位，好比慈禧太后要一个劲地废大清，李莲英反倒要极力保大清。」

魏忠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了好半天，皇帝却仍是一脸淡漠，“忠贤多虑了，朕听说，这江南一向是‘健讼之风’盛行，即使缙绅大户与乡贤有勾连，那些小户也不是能甘心吃亏的。”

“南方的富裕大户行事，倒不比北方这样张狂，昔年‘董范之变’，不就是最好的例证？”

“董范之变”中的“董”与“范”，即指万历年间浙江湖州有两家权贵富豪，董份与范应期。

董份在嘉靖年间回故乡后，正值苏州一带饥荒，于是他表面上帮助穷苦百姓，实际趁机贱价购买乡民土地，利用家财放私债收高利贷。

不过几年，董家便广占田地，富冠三吴，田地成百上千，贯连苏湖诸邑，岁得利息数百万，成为了南浔屈指可数的乡宦。

万历二十二年，董份之孙董嗣成提出惩戒家奴，弄清土地纠纷，允许民户回赎，价不足者将予以补足。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湖州百姓的抗议，吴江之民立时便告发董家所占田产与其所出价格不符。

时值吴江县令黄似华本身就怕地方豪富聚财生变，主张锄强，于是便将诉状交由董嗣成自己处理，董嗣成采用了宽让政策，优饶自损，企图平息事态。

不料百姓见了董嗣成退让之态，以为有利可图，竟开始争相恶讼，数月之内，董氏家产损失一半有余，且逐渐波及当地的其他缙绅豪族。。

其中受牵连最严重的是同乡的范应期，范应期是嘉靖四十四年状元，致仕归乡后，与乡里人少有往来，虽然财富不如董份多，但乡里人拿他俩一对比，对范应期仇怨更深，一时间起诉范氏者有千人之众。

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抚王汝训，与巡按御史彭应参激于义愤，便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以致范应期不堪其辱，在狱中自缢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