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华殿讲读”，即经筵日讲，也就是内阁学士与翰林讲官为皇帝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小课堂。

昔年汉宣帝曾命儒臣讲五经于石渠阁，唐玄宗置集贤院日讲经史，到了宋代，始有“经筵”之正式称谓，并置学士，规定时日入侍讲读。

但是直到正统元年，经筵才成为国家经制中的一项崇高制度。

当时明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柄政，因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杨士奇上疏请开经筵，并制定仪注，将经筵时间定为自每年二月、八月中旬起，至四月、十月末旬止。

“经筵”与“日讲”不同，“经筵”仪式颇为隆重，为朝廷盛典，每月逢二日进讲。

每次经筵时，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甚至通政史、大理寺卿以及六科给事中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至天启朝逐渐沦为形式。

而“日讲”时，则只用讲读官及内阁学士侍班，仪式较经筵大为简略，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是皇帝真正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

简而言之，明朝皇帝上课，一般为“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小讲是为日常讲学，大讲就相当于在群臣面前表演一次“公开课”。

虽则制度规定如此，但到了晚明，经筵日讲的时间便不再固定，甚至完全由着皇帝的性子喜好更改停罢。

根据朱由校所继承的原主记忆，历史上的明熹宗并不是一个勤于日讲的皇帝。

他在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开始日讲，十月二十一日再讲，之后似乎便传旨暂免，尔后，方从哲在十一月初四日上疏请求恢复日讲，但也没有得到批准。

直到次年，即天启元年正月十二日又重新恢复日讲，其后便逐渐变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动不动就下旨停课。

在经筵日讲的过程中，明熹宗的表现也不主动，只是履行仪式性的职责而已，只有在孙承宗讲学时，才稍稍流露出一些认真听讲的积极反应。

不过朱由校这回传旨日讲，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听课，而是为了讲书完毕之后的议政。

由于系统小助手的提示，朱由校决定在日讲之后驳回内阁联名反对宦官镇辽之请，这样既显得“政出于己”，又让魏忠贤少了一个能“狐假虎威”的机会。

其实内阁的办公地点文渊阁就坐落于左顺门外的东南角、皇极门东庑尽处，与文华殿相隔不过一千米。

但是按照大明的政治规则，皇帝是不会亲临文渊阁的，倘或皇帝想与内阁议论政事，要么是由宦官口传圣旨，要么则是直接宣召，让阁臣入殿面商。

即使是当年的张居正，有明神宗得知其腹痛后，亲手调制辣面并赐金镶牙箸以食的殊荣，但那碗面条，终究也是由宦官端到文渊阁的。

明神宗能为张居正破格动手调配佐料，但却是绝不会带着提食盒的宫人亲自到文渊阁去表达关心的。

晚明的皇帝喜欢传话，甚至把话说得模棱两可，让底下人猜测自己的意思，这便是帝王心术的手段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的手段，却也给了宦官仗势欺人的可趁之机。

朱由校心里琢磨的就是，倘或让魏忠贤直接去文渊阁传话驳斥，倒又让他白白地出了一次风头，而直接宣召阁臣入殿呢，却显得太过郑重其事。

两相对比下来，还是日讲后的议政更加举重若轻，既轻盈潇洒又不会显得随意。

朱由校的自鸣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到得翌日五更时，天还未亮透，他就被宫人蹑手蹑脚地叫醒了。

皇帝在经筵日讲时起得这样早，却不是为了后世学校中惯有的“晨读”，而是为了祭祀。

除去春秋两季经筵开讲的先一日要专门祭拜之外，每日的日讲正式开始前，也有专门为皇帝量身打造的祭拜活动。

日初出之时，皇帝须得到文华殿后殿的东房进行祭祀，当皇帝祭祀之时，阁臣与讲臣们则站在文华殿外的月台左栏干边等候。

隔着尚未开启的殿门，讲官们能够清晰地听到殿中宦官引导皇帝行礼的呼礼声，因此即使朱由校再不情愿，也得老老实实地配合着完成这项在他看来十分多余的仪式。

当然了，在他自己的意念中，他可没少跟启明吐槽，「我现在觉得明熹宗可太冤了，先是因着亲爹是不得宠的庶出皇子，读书本来就落后一步。」

「尔后呢，就因为他重用了魏忠贤这个不识字的，平时上课也上得断断续续，后世许多人便由此及彼地将明熹宗也判定成了文盲。」

「但凡大家能将心比心，站在明熹宗的立场上思考一下问题，也不至于得出这么荒谬的一个结论。」

「一个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少年，父母双亡，执掌天下大权，周围全是哄着他的人，没有敢管他的人。」

「在这种情形下，你觉得这位少年会自动自觉地，天天天不亮就起床，然后一大清早，人还睡眼朦胧的呢，就元气满满地朝这些神龛跪叩行礼吗？」

「一个人要是能自律到这份上，他在心理层面上，本身就已经不是个少年了，已经成熟到变态了。」

「历史上的明熹宗虽然贪玩又爱偷懒，但我觉得，明熹宗不爱听课，反倒证明了他是一个正常人，还没有被这万恶的封建社会全然扭曲了人性。」

「这一上课就要先磕头，搁我我也不乐意听人讲学啊，虽然我在现代拍戏的时候也有磕头的镜头，但是也没有哪部剧要我天天跪在那儿磕的啊！」

启明屈了屈小短腿，笑眯眯地跪在了朱由校身边，「宿主你要觉得心里憋屈，那我这个系统小助手也陪着你行这个祭祀礼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