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票据就是上游的强势采购商对于下游弱势中小企业的一种“强制剥削”。本来按照传统方式进行现金结算或者月结、季度结算都可以，可是采购企业就是要给你开一个六个月后付款的票据，说到底就是一个有着固定格式的“白条”。

西方国家发达市场经济下流行的商业票据，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里面有信用评级、专门的贴现机构、投资者群体，同时还可以用这些商业票据作为基础资产发行证券，也就是“商业票据资产支持证券（ABCP）”。

“我听说西方国家的商业票据好像跟华国的不太一样吧？上次去纽约培训的时候也有老师提到过，那些票据都是直接卖给投资者的。”高戬的一位同事突然冒出来一句，把原本已经熄火的讨论主题又扳了回来。

韩成斌哪儿了解过西方国家的商业票据，随便应付几句又不行，场面有些僵持住了。

江奕也看出来了，这个访客是不会甘于韩成斌这么几句没营养的话的。

“我记得我们学校黄校长写的《金融学导论》那本书里好像是说美利坚这些国家的货币市场发达、投资者多，大型企业信用又好，所以直接在市场里发行商票就行了；我们国家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市场吧？”

商票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才会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市场。华国的企业，甚至包括大部分银行，现在还没接触过商票呢，投资者更是无从谈起。信用评级、律所等市场服务中介也没影呢。

要等到20多年后，资管机构批量设立、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狂欢一阵之后才会出现一个“短融”的产品，资质好的企业可以直接通过发行产品融资，减轻对下游供应商的“勒索”。

江奕一句话差点儿让那人呛个半死。这些内容在教材里都有，现在说出来岂不是说我学艺不精？而且是当着本司领导的面这么说的。

但是他的确不敢多问了，再问下去保不住又是一个“哪本教材里说过”。

他的隐忍被另一位同事看在眼里，那人的心里也感到不舒服了。财政管理部门咋能让一个小孩子蔑视了？

“现在的商票期限最多只能半年，你们投入的钱也就是滚动两次吧，有多少资金来做这个？现在这个行情下大家都缺钱，企业之间的相互拖欠的‘三角债’问题很严重，别搞到最后自己都被套进去了。”

刚刚韩成斌还着重强调过资金紧张，就差明说“没钱买国债了”，可是现在却又要拿出很多钱来帮助下游企业融资，江奕和韩成斌两人的口径明显地对不上了。

“现在也刚开始有个设想，主要是央企老大哥出钱。我们实力还有限。”韩成斌担心江奕跟这些领导怼起来，自己主动软化了语气。

江奕转念一想好像真的主要是央企老大哥出钱。毕竟人家有十好几家嘛，加起来可不就比自家出钱多得多？

高戬一直没怎么参与讨论，他还在思考刚才自己脑海中闪现的“一丝火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只是他暂时还是说不出来。

他现在明显地感觉到韩成斌介绍的这个“交换中心”模式有些问题：

“民间组织这样一个交易场所也不错，不过要是推广起来可不容易。现在差不多是建立在一个‘熟人经济’的基础上，今后要是想做大、发挥更大的作用，恐怕要借助央行的信用数据库，并对那些违约的承兑人进行惩戒。”

央行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违约支付惩戒机制，促使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付款履约；

“高司长说的是。央行毕竟是代表着官方，有他们出面的话，哪怕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入信用数据库查一下都要好得多。我们现在没有银行股东，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这些信用数据库都是专业银行和商业银行多年经营积累的企业交易记录，对于票据交换中心肯定是极好的支撑，可惜现在只有经过央行审批的部分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才能参与。所以票据交换中心只能自行积累一些记录。

这倒是提醒了江奕：兰陵城信社的改制也有参与的必要性，至少可以借助改制后的城商行对客户进行把关。

秦鹏在一旁听了一会儿，悄悄地问江奕：“财政部门的领导这次是来考察票据交换的？他们不是该问一下税收方面的事情吗？”

江奕笑了笑，还没回答他，高戬已经正式进入“正题”了：“这次来还想了解一下金融机构对于国债投资的一些看法。今年的国债发行有些困难，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有些地方发行的时候也比较为难。另外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在二级市场建设方面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高司长说的是。我们省分的指标比较多，现在还在努力中。任城也知会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拿出一些闲钱出来，我们还在筹措中。”领导就在眼前，韩成斌对于国债投资的怨气也只能点到为止。

本来已经比较紧张了，可是没想到在泉城签约又领了新任务，很多项目也要开始启动、资金到位。偏偏这个压力还没办法传递出去，尤其是当自己老板是一个大学生时。

韩成斌还没有考虑过二级市场，想帮江奕挡一挡都没机会。而且看领导的架势，这个方面的问题也是奔着江奕来的。

江奕现在基本上能够确定了：从他的位置、关注点等方面来看，这位高司长应该就和国债发售制度改革有关，而且和327国债风波有关联的领导。

“二级市场要是搞活了，对于一级市场发售定价有好处，而且企业要是能够在缺钱的时候卖得出去，也敢在平时多买一些。”

其实高司长的国债发售市场化改革和二级市场建设消灭了江奕的“国库券套利”。如果没有二级市场，他就可以充当市场的润滑剂，就像三年前江守义在全国发动的“四大战役”一样。

“听说你们曾经收购过国库券，也赚了一些钱，哈哈哈，这都是李副总跟我说起来的。其实站在财政部门的立场上，我们要感谢你们，要不然国债发售的市场化进城可能还要慢一些。”

高司长的话让江奕有些担心了。他不知道李行长跟财政部门派到交通银行任职的人说了多少、说到什么程度，毕竟他当时做的都是打擦边球，靠的是当时央行李行长的一篇公开发表文章，财政部门、央行并没有发文鼓励或者允许私人参与。

哪怕是多次找过央行的申城杨百万，也没有获得明确的认可。江守义和第一批参与国库券套利的很多人都去了前苏联地区，也有规避政策变化、预防老账被人翻出来的想法。

江奕的犹豫被人看在了眼里，那人估计江奕是在担心什么了：

“我们有个同事在申城的交通银行工作过两年，他对你们为国债提供流动性的做法叹为观止，还有人称之为‘神来之笔’。我们当时听了都觉得能有这个眼力的人真是不得了。”

他估摸着这下子应该能过打消江奕的疑虑，应该差不多可以说了吧。

可是江奕还是没敢说什么。私企的原罪、第一桶金等等，是一个随时可以被人揪出来的小辫子，谁敢轻易露出来？

而且你们左一句“听说”、又一句“同事的意见”，谁知道你们的真实想法？更何况面前的最高领导高司长还没发话、定性呢？

“申城的杨百万确实做的很不错，我们也学习了很多。”江奕也假借别人的事情来说自己的事情，直接对话有风险，大家都来旁敲侧击吧。

“嗯，我们国家的老百姓，包括很多金融从业人员、投资机构等，其实对于国债价格的敏感性很低，金融意识非常薄弱。有了你们这一批金融意识比较强的投资者带动，金融行业才能快速、规范发展。”高戬接触过很多不敢明确表达自己意见的私企，他也是忽然意识到江奕现在其实不只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身后还代表着整个家庭的经营。

所以，他愿意多说几句来打消江奕等人的疑虑：“前一段时间我们到燕京一个区里的国债服务部检查国债发行工作，到销售现场去看了一下。有些国债时二手券、价格要低两块钱，比新发的国债便宜得多，到期日、期限和票面利率都相同，可是98块钱的二手国库券没人买，而这个100元价格的原始国库券排一个很长的队。”

“呵呵呵，高司长是带我们去的，我还记得有个投资者说的一句话：二手券是被人炒过的，我就要买原始国库券。他还反问了我一句：你看哪个股民不买原始股票，还要去股市里买的？”

不知道是不是感觉到了江奕的压力，一直没吭声的秦鹏扮演了好队友角色：“财政部门这么大的实权部门，直接让各地买了国债不就行了吗？还要建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这样转来转去是不是太麻烦，也太慢了？”

江奕不禁暗暗给这个家伙树了一个大拇指：这种扮猪吃老虎的角色，也就只有你最适合承担了。这些傻问题正是江奕想要知道却不好提出的问题。

不管秦鹏多么无害，也不管他提的问题多么无知。只要江奕不发话、不阻止他的表达，对方出于礼貌的角度就必须回应。

高戬带来的同事也头疼，看来自己又要当一回老师了。

这些小儿科的事情不方便领导出面，他简单征求了高戬的意见，就开启了掉书袋模式：

“1990年前的政府发债都叫爱国公债，还有抗美援朝公债、建设公债，都是自上而下分配下去的，从来没有过自愿购买这么一说。

“这位同学是姓秦吧。秦同学，比如你刚刚毕业拿到手80块钱工资，一下子被扣掉了30块钱买国债，你说你晕不晕？对了，当时我们有个新同事也是这样，还找到高司长说要告领导。高司长当时就乐了，说你去告吧，整个司的司长、副司长，他们的钱也被扣。

“后来高司长觉得这个机制可以改一改。其实购买国债是划得来的事，所以试点承购包销。只是这样会让各地的国债处没事干、银行的柜台没有了销售费用，但是一层层的人顶住压力往前走，最终还是完成了这件事。

“秦同学，你们可以看到市场化发售以后，财政部门的角就从原来代表政府的管理职能，转变为与承销商之间平等的市场关系，这就是市场化的本意。

“这是华国历史上头一次，一个国家政府的权力部门跟民间机构签订协议。以前合同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国债的市场化发售值得记下浓重的一笔。这为建立和发展华国国债事业开辟了新路，尤其是国债市场化改革进程中。”